2011年4月12日下午，新闻学院教学楼201室济济一堂，首届国际新闻传播（简称国新）硕士毕业班正在这里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答辩会。班主任顾昕副教授主持了答辩会，学院党委书记俞振伟副教授、Shanghai Daily（《上海日报》）高级编辑王宁军先生作为答辩专家列席并作讲话，2010级的国新班30名同学也自发前来聆听和观摩。

　　2009国新硕士班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在全国五所高校首批试点设立的硕士点，学制两年，旨在培养驻外记者等高层次外宣人才。2009年9月入学以来，该班以其鲜明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在学院独树一帜，备受瞩目。这次毕业答辩会响应了中宣部关于国际新闻传播硕士“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的培养精神，成为了学生们实习成果展示和剖析的平台。这场以实习案例分析为重头戏的答辩会事实上也成为向下届实习学生传授经验的实习经验交流会。

王潇：“拥有自己的专业背景，首先在抓新闻上就领先别人一筹。”

　　本科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的王潇，一直认为拥有专业背景是未来成为专家型记者的优势所在。她把发挥自己的医学背景、采写英语科学新闻报道作为实习的主要方向。

　　2011年4月15日，王潇一手采写的“Chinese Neurosurgeons Quietly Push for Easing of Brain Operation Ban”（中国神经外科医生默默推进放宽脑手术禁令）在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众所周知，《Science》是美国发表顶尖原创研究论文以及综述和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同行评议期刊，与英国的《Nature》（自然）杂志齐名。王潇的稿件尽管只有短短的1000字，却让她切实感受到了国际传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实习汇报时，说话一向慢条斯理的王潇一如平时，将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事情要从三年前《华尔街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中国部分医院“滥用”脑手术治疗精神病的报道说起。这篇报道讲述了几例在中国治疗的失败的案例，并由此衍生到描述中国杂乱的医疗现状、对于违背伦理的手术的纵容等等，用词夸张，且采访对象的意见均一边倒。这样一篇有失偏颇的报道在国际上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呈现了一种中国对待精神病人毫不负责的态度。

　　王潇因曾在精神科病房实习4个月，对于中国的精神病情况略有了解，对《华尔街日报》文章很多地方不敢苟同。文章的一步步“上升到国家的推断”更像是一种“哗众取宠”（一位中国精神外科医生的原话）。同时，文章一再用数字说中国在“滥用手术”，却忽略了人口基数。

　　事实上，卫生部在看到这篇报道后，曾紧急开会并下达禁令要求所有医院一律停止脑手术，但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扼制了一些医院的正常实验性发展。

　　如何能够逆转这篇文章带来的不良传播效应？如何能够在国际受众传播真实客观的信息而又能让人信服呢？王潇认为，若能在《Science》杂志这样的权威外媒登载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文章，其传播效果比在中国英文媒体的传播更加有效。

　　经过多方面的采访，王潇得知多家医院在卫生部规范下达之后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使得手术量锐减。与编辑交流后，她决定从一个变化的角度切入——中国正在努力地规范精神外科的准入。

　　初稿很快完成，由于文章中采访了一位日本学者，王潇在编辑的建议下将初稿传给这位学者过目。令她感到郁闷的是，对方传回了一份言辞有些激动的信。主要有两点：他不能足够相信王潇提供的信息；同时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作法存有疑虑，因此仍对中国存有偏见。另一位美国记者同样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事实上，他们的疑虑并不是来自于文章的本身，而是基于长久的偏见。提出的问题与文章的本身也无关。

　　王潇耐心地给两位回复邮件，纠正了一些对方指出的问题，但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自认为正确的地方。她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医学经历以及在学习当中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变——如今的中国并不像某些流亡在外者宣传的如此那般；同时，她也非常严肃地指出那位美国记者对于脑外科手术的常识性错误，体现了自己的专业优势。原以为这样的据理力争还要持续好几回合。没想到，两位外国友人均没有再追究下去。日本学者居然一改原先充满偏见的态度，还主动说非常感谢和欣赏王潇对于修改文章所做的努力。

王笛：“努力后仍没做成，也并没失去任何东西，但是不去做就一定做不成。”

　　踏实努力型的女孩是王笛给人的第一印象。在《China Daily》（中国日报）的五个月实习经历令她受益匪浅。她认为，在实习过程中一定得积极主动，这样才能学到更多东西，才能得到更多机会。

　　由于《China Daily》国际部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只有少量需要自己采访成稿。因此，在实习期间，最令王笛难忘的是第一次独立采访并最终成稿的新闻实践。文章是以在哥斯达黎加的中国工人被评为当地新闻人物为由头来介绍这一群体，发表在2010年12月21号第二版，文章标题为：Workers building recognition for China in far away country，报社破例给了独立署名，这对王笛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当时采访过程中遇到了两个困难，一开始，这家国内的建筑公司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后来通过发传真甚至劝说才提供了在哥斯达黎加的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第二个困难是14个小时的时差，采访只能等到半夜。当王笛拨通电话的那一刻，实在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竟对受访者说“终于打通了，我是从北京打来的！”后来采访还算顺利，当晚王笛一直在报社待到了凌晨3点钟。第二天7点就醒了，觉得稿子还是不够扎实，对人物的故事发掘得不够深，于是又来到报社开始联系采访其他工人，最后一气呵成把稿子给写了出来。

　　也正是这篇文章让王笛在应聘新华社时有了巨大的优势。说到成功应聘新华社的心得体会，王笛的感慨是，“作为女生，我觉得能够最终留下来真得非常不容易，有很多时候需要硬着头皮上，尤其在实战期间，每天都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完成任务，而且越往后做越觉得不容易也就越患得患失，但是这次应聘经历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也让我更加难忘。”

　　从王笛的求职经历来看，新华社对外部有一套相对比较成熟完善的招聘流程，主要包括笔试、面试、实习和座谈会。王笛认为，笔试拼的主要是英语水平，最关键的是实习。实习严格来讲并不是一般媒体要求的Internship, 而是try-out, 对外部要求应聘者到社里真实演练一个周，每天由两名新华社记者布置任务，实习生要在事件节点之前提交作业，再由两位老师批改并进行评价和记录，任务的难度一次增加。第一次是直接把中文稿翻译成英文稿，第二次根据提供的中文材料自己决定写成什么文章，抓出新闻点，第三次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要搞到“钱云会案件”的最新进展并写出英文报道，最后先对到场嘉宾进行采访再自行决定写成任何形式的稿子。随后的座谈会其实是群面，部门主任提出最近发生的热点新闻，要求应聘者用英文做出评价，整个过程都是抢答。

于洋：“世上大多数人都不能将自己喜爱的事情与自己努力的工作结合起来，一旦两者能够统一，我们就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

　　于洋同时拿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顶尖媒体offer的消息曾在学院不胫而走。经过一系列的权衡之后，酷爱文字工作的他，最终选择了纸媒《人民日报》。在国新专业师弟师妹们的想象中，私下里被称作“offer大王”的他的实习汇报一定是一个胜利者的捷报频传。

　　但在实习汇报时，这个率性而略有点羞涩的小伙子却坦承自己在《新民晚报》的第一次实习并不理想。他说，“后来我总结主要原因还应该是自己第一次进入媒体实习，没有经验，不能真正的把握住媒体的脉搏。第一次出错误可以容忍，第二次再犯错误就是不能容忍的了。这毕竟是一个媒体，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我是在工作，而不是在上课。当时的自己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自己在新民晚报的整个实习处处碰壁，不得章法，自己也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学院几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结果可能变得更糟糕。

　　经过第一次实习的锻炼，于洋在接下来的媒体中逐渐进入了状态，实习变得顺手了许多。2011年1月底，他进入了新华社国际部社文专线，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工作实习。

　　非常走运的是，于洋平时就对社会文化新闻特别感兴趣，这使得他在社文专线的工作中如鱼得水。他一进入国际部就参与负责奥斯卡提名公布的报道，和值班老师以近乎同传的速度在国内第一时间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新华社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你撰写或者编辑的每一条新闻都有可能被众多媒体转载，经常能够在各大门户网站或者报纸上看到自己撰写的文章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于洋编译了约六十多条稿件，在所有国际部实习的同学中都处于前列。同时，我还在专线主任的帮助下，完成了一项采访报道策划，使自己对新闻报道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

　　新华社的实习对于洋来说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在新华社度过了春节。这是他第一次不回家过年，也是第一次在工作岗位上过年。这种经历虽然有些心酸，但却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经历。在春节期间，他更深入地了解了新华社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状态，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了新的敬畏。